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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罗小隐 于 2019-6-12 14:14 编辑

最近任正非的访谈中,又提到了教育的重要性。而每次提到中国的教育,“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钱学森之问”,总是个躲不过去的大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其实太绝对了,钱颖一后来做了修改:

相对于我们的人口规模,相对于我们的经济总量,相对于我们的教育投入,从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走出来的具有创造力的人才为什么这么少?
其实,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难。第一,钱学森是公认的杰出人才,第二,像他这样的杰出人才培养出来的很少。既然如此,剖析下钱学森自己的经历,这个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而且,钱学森生于1911年,是上一个世纪的“10后”。那么,结合他一生的经历,我们这些正抚养着本世纪的“00后”、“10后”的父母,也许也能从中学习到一些什么。

钱学森的成长VS现代教育路径,到底差了什么?
乍一看, 钱学森就是非常典型的一路名校培养出来的学霸。他每一阶段进入的学校,全是顶尖牛校:

幼儿园 :蒙养院 (北京第一所中国第二所幼儿园,1903年成立)
初小: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今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
高小: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今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
中学:国立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大学:国立交通大学
硕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博士: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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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曾就读的麻省理工

这简直就是现代一线城市家长给儿女做规划时的标准路线:孩子又聪明又用功,一路名校,获得很好的学历和专业技能,在职业生涯上步步爬升。之前那个2017年的北京文科状元也是这个情况:

我是中产家庭孩子,生在北京,在北京这种大城市能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决定了我在学习时能走很多捷径。现在很多状元都是家里厉害,又有能力的人。
甚至,和现在的许多“学霸”比起来,求学时代的钱学森也会黯然失色。他虽然天生聪颖,但未必比得上我们今天看到的《最强大脑》的那些人,可以做出那么挑战智力的题目。特别是最近几期节目,参与者都是些看起来就聪明绝顶的名校生,让我女儿大为崇拜,可后来发现,其中好几个选手毕业后也就是在培训机构教书而已,不禁十分失望。

那么,钱学森这个“杰出人才”,和最强大脑的学霸选手们的差异又在哪里呢?

最大的差异就是,他是一百年前的人。他的教育路线,今天看起来非常主流,但放到当年,却具有极大的前瞻性和稀缺性。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对于教育的理解本来就远远领先于时代。钱均夫于1904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1年、1913年两次出任浙江省立一中校长。1914年到北洋政府任教育部视学,曾与鲁迅共事。

接受新式教育的父亲,对钱学森的成长成才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为钱学森选择了正确的教育途经:不进私塾,而是接受辛亥革命之后建立不久的现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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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第一实验小学百年对比(图片来自:学校官网)
想想看,1917年的钱学森小盆友,可是一边就读新式幼儿园,一边还亲眼看到了张勋复辟时北京市民留辫子挂黄龙旗的场景呢。这场景想起来就有很大的反差感。

家庭的经济能力当然很重要,但是有没有超越时代的教育目光更重要。一百年的有前瞻性的父母,会把孩子送进刚刚创立的现代教育机构,而我们现在的父母,如果只是还是致力于把孩子送进目光所及升学最好的幼儿园/小学/中学, 显然是不够的。缺少了什么?就是缺少了那么些前瞻性和稀缺性。

所以我们也许还可以试着想想,在一百年中,教育中什么是没有变的,什么是不断变化的。

家长要有超前的教育目光当然是很难的,但我觉得至少要认识到一点:主流道路固然意味着安全性,但也就意味着缺少稀缺性和前瞻性。这个不管是对于商品的设计还是人才的培养,都是一样的。

钱均夫的教育部同事周树人不是说过嘛:

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要历些风险。只有这两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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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大附中百年对比(图片来自:学校官网)
钱学森的学校VS现代一流中小学,到底差了什么?

钱学森读过的那些名校,其实都存续到了今天。可是,“人不可能踏进同一条河”,这些学校今天的样子和100年前的样子,有什么差别呢?

应该说,过去的这些学校,硬件上当然远远不如现在的后续校,但是从教育理念和实践上,100年前的学校可能比现代的学校更有实验性,更加激进。

100年前的这些北京学校,是按照来华访问不久的杜威倡导的进步主义教育理念而运行的。在中国的演讲中,杜威鼓吹在民主的环境下将教育与工业结合起来。通过强调让孩子在课堂中扮演主动角色,给中国带来了“游戏实验室”的理念,用沙箱、测量仪器和积木打造出一个新式课堂。

我们具体来看看,当初钱学森上的学校和我们今天的学校有何不同之处。

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办学目标为“吸纳世界最新学理加以试验,为全国小学改进之先导。既为试验,须敢为前人所不为之事,创前人所未创之先”。

在这里很少体罚,教师们即使生气时也不会对学生大声呵斥。这里的教育哲学是身教胜于言传。当学生走进老师的办公室时,他不仅可以坐下来说话,还会被奉上一杯清茶,就像是一个尊敬的客人一样。这个小学一个延续多年的传统便鼓励学生写“自然日记”,用玫瑰花瓣、叶子和图画代表他们还未能掌握的词句。

北京师范大学附中: “这所学校里的学生在很多方面,都与纽约著名的布朗克斯科学高中(Bronx High School of Science)并无分别。” 一位校友回忆道。

按照钱学森的回忆:“学生临考试是不做准备的。从不因为明天要考什么而加班背诵课本。大家都重在理解不在记忆。考试结果,一般学生都是70多分,优秀学生80多分。”

如果通过死记硬背、急功近利获得高分,同学们反倒瞧不起。著名数学教师傅仲孙先生提倡创新,在给学生的测验评分时独出心裁,如果出5道题,学生都答对了,但解法平淡,只给80分;如果答对4道,但解法有创新,就给100分,还要另加奖励。

至于课程上的设置,也远远超过现在的高考程度。美国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在高中开设AP课程,但在之前30年,北师大附中高中已经开设了多门大学基础课程。按照钱学森的回忆,高中有很多选课,有各种各样的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工业化学,也有深一点的大学物理选课,数学上甚至有非欧几何。

“那时候在师大附中高中毕业,实际上解析几何/大代数/微积分这几门都学的,所以那时高中毕业的程度至少是现在大学一年学历,或者还多一点。后来我考上公费留学美国,还是靠附中打下的基础。”
而钱在国内上的交大呢,当时被誉为“东方的MIT” 。美式工程学院的课程设置一直被上海交通大学当成样板来仿效,许多教师都有在美国接受教育的背景,课程程基本上与康奈尔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保持一致,所有课程以英语讲授。在当时,交大理工科毕业生到欧美留学,无须再入学考试,足见彼时交大教育质量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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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交通大学管弦乐队成员的合影。前排左一为钱学森(图片来自:钱学森图书馆)
对此,钱学森就曾说:“交大的课程安排全部是抄此校(MIT)的,连实验课程的内容也都是一样的。交大是把此校搬到中国来了。因此也可以说交大在当时的大学本科教学是世界先进水平的。”

也就是说,钱学森国内求学期间受到的教育质量,比起现在只高不低。他本来就是符合国际主流的进步主义教育的产物。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钱学森在美国学术界的熠熠发光,也许可以归结为这种他在中国接受的优质教育。

那么我们就可以思考一下,100年后的孩子们,得到的是否同样优质的教育呢?或者更进一步来说,过了100年,这样的“优质”是否就足够了呢?

不过,即使受到了国际一流水平的开明教育,是不是就能成为杰出人才呢?当然也不仅仅如此,不然杰出人才的门槛就太低了。就好比现在各种名校生都被称呼为学霸状元,好像这就是教育的最高成就似的,子曰:“恶紫之夺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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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的百年对比(图片来自:学校官网)

钱学森VS现代学霸孩子,到底差了什么?

钱学森给人的印象就是那种儒雅的东方知识分子,因此很多人会把他的成就归结为智力和努力。这当然都不可或缺,然而华人知识分子甚至华人学生,啥时缺少过智力和努力呢?这样就够了吗?当然不够。

其实,钱学森一生的成就,都建立在大学毕业后几次非常“不靠谱”的转向上。他没有选择稳定富裕的中产阶级生活,而是听从自己的价值观和好奇心,主动寻找最有激情的专业、最合适的导师、最合适的合作伙伴,才一步步踏上时代和学科的浪潮之巅。

要知道,当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那时全中国最好的工学院毕业后,几乎马上就可以万无一失地在交通部谋得一份起薪60大洋的铁路设计师的美差,这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对孩子的理想了。

但是,如果他选择了铁路工程师这一行,他几乎不大可能成为杰出人才。

当年,铁路工程师已经是个非常稳定的领域,在整个20世纪几乎就没有什么特别伟大的铁路工程师。但钱学森后来改学的未来尚不稳定但快速发展的航空工程,却能带来指数级的知识增长和技能增长。

他决心改学航空,是因为报效国家的价值观,因为他目睹了淞沪抗战中日本空军的绝对优势,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旺盛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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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畅游学海,博览群书,一生参阅过的书籍、期刊达三万多本(册)(图片来自:钱学森图书馆)
“我的专业设计是蒸汽机车。但我到图书馆借读的书决不限于此,讲飞艇、飞机和航空理论的书都读。讲美国火箭创始人戈达德的书也借来看。我记得还借过一本英国格洛尔写的专讲飞机机翼气动力学理论的书来读;当时虽没完全读懂,但总算入了气动力学理论的门,这是我后来从事的一个主要专业。”

从这个阶段开始,这位儒雅青年就不断展现了他强悍的一面:一位自我选择者与自我驱动者。

初到美国后,在MIT的求学对钱学森是一个非常大的挫折。他想要理论教育,而MIT的航空工程系则以培养具有实际动手能力的工程师为傲。因此,钱学森马上去寻找更适合他的学校和导师,他找到了位于西海岸的当时还不甚出名的加州理工,和7年前刚从德国来美国任教的冯·卡门。

钱学森本可以写信或打电话去探一下口风,但他却直接跑去了加州。考虑到那个时代的交通和通讯,这个刚刚来到美国一年的中国年轻人展现了强大的判断力和行动力。结果证明,他和冯卡门完全脾胃相投,两人分工非常明确,师生的合作犹如天作之合。

但是,如果钱学森按照航空专家的这条路走下去,也不一定能成为杰出人才,可能只是成为一个优秀的航空专家而已。

接下来他做的另一个选择,才是更关键的。

1937年春天,和钱学森共享办公室的研究生史密斯经常和几个伙伴组队讨论一个不靠谱的东西——火箭。史密斯注意到,钱学森非常用心地在一旁倾听。没过多久,一位组员就给家中的父母写信道: “一名对火箭理论感兴趣的中国研究生加入了我们的小组,我们现在有5个人了……”

为什么火箭不靠谱?要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技术还在萌芽状态,全世界都没什么人在研究这个。钱学森加入的“火箭小组”,就在课余时间,用从旧货摊买来的零件组装火箭模型。因为经常有爆炸危险,一次甚至把实验室的墙壁都炸穿了,他们就开玩笑地把自己称为“敢死队” SUICIDE SQUAD。

钱学森这样温和内向的人和敢死队这样的名词联系在一起,好像很违和,然而这次转向,就此开启了他事业中极其陡峭的上升曲线。

二战开始后,火箭技术开始大受重视,钱学森参与了多项美国军方机密工作,为美国导弹发展规划了未来半个世纪的著名报告《迈向新高度》,9卷中便有5卷出自钱学森之手。来美国区区10年,他就成为五角大厦导弹技术核心顾问组的成员,为美国未来军事发展规划蓝图,成长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50年代回到中国后,他更是带领了这个刚刚学会制造汽车的国家成为航天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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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17日,美国陆军航空兵科学咨询团第一次会议在美国华盛顿五角大楼的陆军航空兵会议室召开,这是当时与会成员的合影。前排坐席居中(左八)的是冯·卡门,后排站立左二为钱学森(图片来自:钱学森图书馆)
上面已经说了,要成为杰出人才,聪明是不够的,努力是不够的。那么能说他运气好吗?他去加州理工师从冯卡门,是他的选择;他去参与看起来很不靠谱的敢死队火箭小组,更是他的选择。此外,“敢死队”中的5个人,到1947年只有他还在坚持火箭事业,收获了主要的成绩和荣誉,这其实也是他的选择。

如果他只是一个聪明和努力的“学霸”,很可能就会遵照外部力量驱动,企图获得父母、社会的认可,走“主流”的道路,遵从大多数人已经达成共识的主流想法,从事达成共识的主流职业。而这,可能就会阻止他做一些真正有趣和更有潜力更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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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钱学森全家回国时在轮船上的合影
而杰出人才则是依靠自我驱动和自我选择的。他们做他们所做的事情,来让自己佩服,因为他们感到让世界发生一点改变,是他们的责任。

从钱学森的生涯来看,杰出人才如何出现,说起来也是卑之无甚高论。也就是要重视教育前瞻性/培养好奇心/树立价值观,这样才能有永续的自我判断方向的内在驱动力。

但是,这样的原则,遇到应试教育就都乱套了,变成家长和孩子都遵照外部力量来驱动,最后几乎只要考试好,就都OK。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假如家长和学校都是抱着这种态度,又希望培养出杰出人才,那就南辕北辙了。

文章摘录自:爸爸真棒


小青蛇 发表于 2019-6-12 17:39 | 显示全部楼层 2#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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